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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鍾書誕辰110周年 汪榮祖談如何書寫錢先生心路歷程

文章來源:澎湃新聞 作者:高天 時間:2020年04月15日 字體:

【編者按】

恰逢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,汪榮祖所著《槐聚心史: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》近日由中華書局出版。這本書最早于2014年在臺灣面世,此次大陸引進,在這特殊的年份以饗錢先生的研究者和崇敬者。

同尋常人物傳記有所不同,汪榮祖在整本書中運用了大量心理學理論,所以稱為“心史”。對此,汪榮祖在“中華新版序”中講道:“此書所謂‘心史’,不是一般的心理傳記,更無意迎合心理學理論,而是利用言之成理、行之有素的若干心理學概念與學說,冀有助于深入了解傳主的思想與行為,獲至‘如燭照幽’之效……錢先生自少年時即習弗洛伊德之重要,并借其說為闡釋之資,我亦追隨而已?!?/p>

為何采用此法作傳,汪榮祖在“弁言”述其緣由:“研究錢鍾書這位杰出的學人,自有其重要意義;事實上,書寫者早已成群,若再平鋪直敘其生平,整齊排比其所說,復述其文而釋之,或以訛傳訛,或想當然耳,皆無必要,也難饜讀者的期盼。如何深窺其內心世界,發見其人格特質;登其學術堂奧,欣賞其博學多能,固然不易,卻值得嘗試?!惫蕚饔浄謨韧鈨善?,內篇寫錢先生的生活世界,外篇寫其學術世界。

本書責任編輯、中華書局高天就《槐聚心史》的寫作采訪了汪榮祖,以下為訪談全文。

汪榮祖近影

澎湃新聞:您是在何時產生了寫作此書的想法?

汪榮祖:想法很早,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有此想法,錢先生的文史哲學,令人傾倒,我有幸成為他的忘年交,屢得侍談,屢蒙賜函,甚覺親炙其人,再讀其人之書,別有領悟的喜樂,因而想寫一本書,以志此機緣。但醞釀甚久,遲遲沒有動手寫作,直到錢先生過世后的2003年,我自美國退休后回到臺北,這個想法才慢慢得以落實。先于2009年錢先生百歲誕辰前夕在臺灣舉行了學術研討會,學者來自兩岸以及翻譯《管錐編》為英文的美國學者艾朗諾(RonaldEgan),會后出版了由我主編的《錢鍾書詩文叢說——錢鍾書教授百歲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2011)?!痘本坌氖贰返?013年才完成初稿,作為感念與錢先生交往的一個紀念。

汪榮祖與錢鍾書合影

澎湃新聞:您和錢先生提起過要寫一本關于他的書嗎?

汪榮祖:記得大概在1990年代初,與錢先生面見時,曾鼓起勇氣說想要寫他,錢先生初謙讓,說不鼓勵任何人研究他,后來連聲說好,戲稱“你要寫,我放心”,令我感奮。

澎湃新聞:寫作此書,您為何想到參考心理學理論?

汪榮祖:因為我曾參與了我的朋友臺大心理系黃光國教授的“華人的人觀與我觀”研究計劃。心理學是20世紀由弗洛伊德開創的新興學科,一般人認為是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,其實心理的問題涉及到文化,并不完全像自然科學。所以黃教授他們要研究本土心理學,很有成效。當然所謂心理傳記引起很大的爭議,認為無法診斷已故人物的心理。但無可否認的是,有不少言之成理的心理學概念,有助于對人的理解。錢先生也很重視心理學,在他的著作中時而用到。我聽到有些朋友說不必多此一舉,但有可用的工具不用,未免可惜。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嘛。

澎湃新聞:您在寫作的過程中,覺得最困難的是什么?

汪榮祖:最困難的當然是錢學猶如豐富的寶庫,人在墻外,明知金玉滿堂,卻難窺堂奧,唯有盡力而為之。除此之外,在寫作過程中,我正自美國退休,回到臺北,家分兩地,參考資料難以集中,寫作時間也難以掌控,也是困難之一。

澎湃新聞:寫作過程中您有哪些心得,想與大家分享?

汪榮祖:我一直覺得寫書是讀書最好的方式,平常讀書多般瀏覽,甚至不太求甚解。寫書時讀書則必須細讀,需要慎思明辨,也就比較容易吸收,成為自己的知識。記得錢先生為徐燕謀詩作序,有這樣一段話:讀書“譬若啖魚肉,正當融為津液,使異物與我同體,生肌補氣,殊功合效,豈可橫梗胸中,哇而出之,藥轉而暴下焉,以夸示己之未嘗蔬食乎哉?故必深造熟思,化書卷見聞作吾性靈,與古今中外為無町畦。及夫因情生文,應物而付,不設范以自規,不劃界以自封,意得手隨,洋洋乎只知寫吾胸中之所有,沛然覺肺肝所流出,曰新曰古,蓋脫然兩忘之矣”。值得與大家分享。

澎湃新聞:請您與我們分享一兩件與錢先生交往中印象比較深的事?

汪榮祖:其一,中華書局于1984年重新出版錢先生的《談藝錄》,錢先生在引言中提到“美國汪榮祖教授遠貽新刻,濟吾所乏”。此序文又于同一年的4月24日登在上海的《文匯報》上,很受矚目。幾年之后見到錢先生,他笑著說好多人問他汪榮祖是誰,他回答說“是我喜歡的一個年輕學者”。我聽后當然很高興,感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化學作用,就是俗稱的緣分吧。其二,錢先生八十歲生日時,我寫了一首“壽默丈八十”的詩,寄給他:“望中風采想翩翩,豈意飛登朝杖年;學以增才能造藝,文因妙識巧如天;無緣立雪求珍秘,有此崇心寄賀箋;且效吟詩贏一笑,神州快遞到尊前?!卞X先生收到后,回了一封非常風趣的信說:“尊詩律諧對整,大是作手!弟讀之既喜復感且恨。喜感不必解釋,恨者乃自恨才退,若四年未病以前,得此贈篇,必奉和一首,以示‘無言不酬’之微意,無如老態日增,心力愈衰,不敢構思,恐打銷安眠藥之作用,惟有大敵當前,退避三舍而已!有如胃病人忽見美肴,徒流饞涎,心癢難餐。敝同人李慎之兄(原副院長),想兄必聞其名,近日見弟一九七三年《答冒叔子》詩,索弟寫一小紙,即亦錄供一粲:‘四劫三災次第過,華年英氣等銷磨。世途似砥難防阱,人海無風亦起波。不復文章供感慨,倘能老壽補蹉跎。鬢青頭白存詩句,卅載重拈為子哦(一九四二年寄叔子秣陵詩有云:白頭青鬢交私在)?!?/p>

錢先生錄詩贈汪榮祖(1980年)

澎湃新聞:您如何評價錢先生?

汪榮祖:錢先生在國際上被稱為“很可能是20世紀中國最博學之人”(arguablythemostlearnedmodernmanoflettersintwentiethcenturyChina)。我的評價:錢先生是20世紀最能兼通中西學問的大學者。就中國學問而言,清末民初尚有博學鴻儒如沈子培、章太炎諸公,但他們都不通西學,辜鴻銘西學功力甚高,但中國學問不能與淵博的清儒相提并論。西方的漢學家也難稱中西兼通,他們在西方是中國通,但對中國的學問,在錢大昕、章太炎眼里,尚未“識字”。我發現有不少美國的漢學家的西方學問還遠不如錢先生。能兼通中西的20世紀中國學者,當然尚有若干人,但錢先生絕對是學界翹楚。

澎湃新聞:您寫作這本書和《史家陳寅恪傳》有何不同的感想?

汪榮祖:《史家陳寅恪傳》是我寫的第一本書,初版早在1976年由香港波文書局出版,也是第一本陳寅恪傳,之后出了許許多多的陳傳,以及研究陳氏的論著,所以我的《史家陳寅恪傳》可以說是“拋磚引玉”。這本書則是寫于許許多多錢傳,以及研究錢先生的論著之后,可以說是“敬陪末座”。

1976年香港波文書局版《史家陳寅恪傳》

澎湃新聞:您為很多人物作過傳記,您為何對人物傳記感興趣?

汪榮祖:中國史學傳統素重人物,如曾國藩所說:“司馬氏創立紀傳,以為天地之所以不敝者,獨賴有偉人焉,以經緯之,故備載圣君賢相,瑰智瑋才?!笔穼W家以歷史人物為寫作題材,乃順理成章之事,因為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必然是歷史的重要內容。西方史家比較重視史事,將紀事本末體發揮得淋漓盡致,但一般讀者非常喜歡人物傳記,在美國的書店里,傳記書柜放在最顯著的地方。我也注意到,歷史學家除了重視歷史人物之外,也要重視歷史人物的時代與處境,不論時代創造了人物,還是人物創造了時代,兩者之間的關系皆不可忽略。所以史家立傳,不僅需要文學家描述人物的文字技巧,而且還要具備了解人性、時代與社會的充分知識與分析能力;如果前者是藝術,則后者近乎科學。如何結合文筆與研究、個人與群體、時間與空間,應是史家寫傳的基本面。然則,史家要確切地重現古人風貌,固然要寫評其一生,展示其形象,分析對其時代的影響,更要信而可征,風雅可讀。我于1960年代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當研究生時,曾任俄國史名家屈萊果(DonaldW.Treadgold)教授的研究助理,并以俄國史為我的副科之一,我因而讀到他的博士論文《列寧及其政敵》(LeninandHisRivals)一書,對我啟發很大。他認為列寧為俄國新興“知識階層”(Intelligentsia)的一員,所謂知識階層,乃由非同一社會經濟出身而具有相當教育程度之男女所組成;他們不論經何種渠道獲致知識,莫不關懷其所處的社會問題。而知識階層的興起,則由于帝俄農村經濟的破產,民不聊生,知識階層為民請命而專制政府不予垂聽,遂驅使關切民瘼的知識之士走向暴力革命,各為俄國的前途拼博,列寧即其中之一人,并于1898年乘群眾政治運動興起之際,逐鹿問鼎。馬克思主義革命風潮之所以得勢,固有其系統哲學為之鼓動,然屈老師特別注意逐鹿群雄中之自由主義派的軟弱,其領導人如施波夫(Shipov)與彌流可夫(Miliukov)不僅其組織松散,且乏明確之理論與目標,對當時俄國的局勢又無清晰之認識。至于社會革命派(SocialRevolutionists)的領導人漆扶諾夫(Chevnov),對階級斗爭并無認識,故難以建立堅固的社會階級基礎,雖注意到農村問題,但又無正確的農村計劃,采暗殺手段,亦非長久之計。相比之下,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(TheBolsheviks)于1905年已有贏得政權的方案,知道如何打入群眾,直至大勢既定,掌握權力之后,才露出其真正之政治意圖。屈老師的結論是:列寧早于1906年實已經勝券在握,克林斯基(AlexanderKerensky)雖然贏得二月革命的勝利,并無穩定政權的實力。列寧在歷史上的重要性,莫過于在俄國建立紅色政權;作者將傳主及其對手比而觀之,從中得悉列寧的成功,不僅僅由于其人之強,亦由于其競爭對手之弱。當時我就領悟到“借傳觀史”之可取,傳記作者寫傳主的一生,史家大可以從歷史人物最重要的部分切入,使人物與史事并舉。事實上,英美學術界人士研究中國歷史也往往從傳記入手,就近現代學術思想人物而言,如蕭公權的《近代中國與新世紀:康有為思想研究》、史華茲的《追尋富國強兵:嚴復與西方》、張灝的《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轉變》、曼斯訥的《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源流》、許瑞德的《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》、格里德的《胡適與中國文藝復興》等,我自己也曾寫了一本《追尋現代民族主義:章炳麟與革命中國》,都是以重要人物來呈現其最重要的史事。這就是我對人物傳記感興趣的淵源。

《槐聚心史: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》

澎湃新聞:您為人物作傳時,是以何標準選定人物的?

汪榮祖:主要是出于興趣與機緣,我在大學讀歷史系本科時,偶爾讀到陳寅恪的著作,覺得他的寫作形式與其他學者沒有兩樣,但被他的見解所吸引,尤其佩服他的考證功夫,有尺幅千里的妙境,所以當我寫完博士學位論文后,決定寫的第一本書就是《史家陳寅恪傳》。我選擇章太炎,因中美建交后,我申請到中美學術交流計劃,于1981—1982年到中國大陸作八個月的研究,即以章太炎作為研究項目,以上海復旦大學為我的單位,與朱維錚、姜義華、李華興諸兄,頗多來往。后來寫成四本有關章太炎的書,中英文各兩本。我寫郭嵩燾由于唐長孺教授面告郭嵩燾日記的出土,史料太豐富了,我一看之下大為興奮,最后寫成《走向世界的挫折: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》一書。我與李敖合寫《蔣介石評傳》,因要于蔣逝世二十周年時打破長久以來在島內吹捧蔣介石的魔咒。沒想到的是,由于蔣介石手寫日記的出現,有些大陸學者如獲至寶,處處為蔣翻案,我已寫成《評說蔣介石》書稿,作為對翻案的翻案。

1979年中華書局版《管錐編》

澎湃新聞:中華書局于1979年出版了錢鍾書生平最重要的巨著《管錐編》,您覺得他為何用古文寫,意義何在?

汪榮祖:中國古文俗稱文言文,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沖擊,尤其胡適力主要以白話取代文言,古文逐漸凋謝。1949年前尚有學者用文言著述,然而1949年后幾無人問津。錢鍾書卻于“文革”之后出版四大卷以典雅古文寫就之《管錐編》巨著,并能暢銷,保持了古文的活力。古文與白話并非兩種語文,足以互補,古文為白話寫作可提供無限的活水,如古文一旦失傳,活水勢必枯竭。再者,外國學者頗有人認為中國古文不適合現代,拼音文字才是現代文字,甚至有主張中文拼音化者。殊不知漢字歷盡數千年的演變活力不減,近年更能適應電腦操作,證明外人批評漢字之無稽。更有進者,今日之中國與歐洲疆域幾同,而歐洲因用拼音文字,羅馬帝國崩潰后,各族群以其母語拼音,遂成列國的語文,列國既成,統一的帝國不復再有。漢字不能拼音,即使蠻族入侵,也只能習漢字,因而漢化,故中國雖屢經分裂而終歸于統一,以至于今,漢字的功用大矣哉。然白話受西文之影響,日趨歐化,尤待古文活水之灌溉培育。錢鍾書以身作則,有能力、有勇氣用古文寫書,維持了古文的活力,我認為功莫大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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