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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天瑜將新書獻給武漢父老鄉親,稱疫情帶給我們深刻啟示

文章來源:北京日報客戶端 時間:2020年04月08日 字體:

新冠肺炎疫情暴發,武漢封城以來,武漢大學教授、文化史名家馮天瑜駐足武漢家中,他靜心閱讀、思考,修訂近作《中華文化生態論綱》校樣,并在書首寫下“謹以本書敬獻封城兩月的武漢父老鄉親”。日前,馮天瑜先生接受了本端記者獨家專訪。

記者:“封城”期間馮先生讀什么書?

馮天瑜: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來襲,人類面臨一次嚴峻的生態危機,其對國際社會沖擊力之巨大,為二戰結束后七十余年所僅見。而疫情及抗疫之戰又給我們以諸多啟示,所謂憂患啟哲思。機緣巧合,此間我正在修訂新作《中華文化生態論綱》校樣,三個月來圍繞“文化生態”論題閱覽,重讀了中外典籍,涉獵《詩經》《周易》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戰國策》《史記》《明夷待訪錄》及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》《人類簡史》《歷史的教訓》《羅馬家俱樂部》《寂靜的春天》等篇什,形成“大疫期間議生態”“上醫醫國”“商賈救亡”“采風與詩諫”“勿入修昔底德陷阱”等議題。

記者:您說閱讀孫思邈《備急千金要方》有不少體悟,能談談嗎?

馮天瑜:瀏覽唐初“藥王”孫思邈的醫藥學名著《備急千金要方》,確有入山探寶的感覺,書中尤其開人神智的金句是:“古之善為醫者,上醫醫國,中醫醫人,下醫醫病?!逼涑龅洹秶Z·晉語》對“上醫醫國”題旨有具體鋪陳:上等醫生不僅為人療疾,還應醫治國家的病患。近人孫中山、魯迅、契訶夫等是醫國之上醫;今次悲壯的抗疫之戰中,涌現鐘南山等一批由治病、醫人進而醫國的醫者。這些古今“上醫”值得我們效法。

記者:您讀古近史籍,引出《商賈救亡》《“采風”與“詩諫”》二題,很有意思。

馮天瑜:《左傳》載春秋商人弦高救鄭,抗日戰爭史著載盧作孚及民生公司抗日救亡壯舉,聯想到這次抗疫民營企業家的卓異表現,對商人的歷史功能有進一步認識。古今史事有助于我們走出“重本抑末”、貶斥商人的故套,并使近年一度出現的“民企下課”論調不攻自破。

魯迅說:“讀經不如讀史?!睔v史的具體演進將許多經典道理實實在在地展開,教訓不言自明。讀《詩經·國風》《左傳》《戰國策·齊策》,引出《“采風”與“詩諫”》一題,領悟廣開言路的重要性和“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”的歷史教訓?!妒酚?太史公自序》說:“我欲載之空言,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?!闭\哉斯言。

我閱讀關于生態問題的域外典籍,如《人類簡史》《歷史的教訓》《寂靜的春天》等,對文化生態問題有新的體會。

記者:3月中旬以來,北京閱讀季、深圳讀書月兩大閱讀推廣品牌聯手,推出“共讀一本書點亮南北城”名家線上分享活動。您抱病在線上作近兩小時講座,有京、深兩地上百個書店、讀書會的微信讀者群同步收聽,反響熱烈。您對這一讀書活動有何評價?

馮天瑜:這種由出版界、圖書界組織的活動,用互聯網把學者與閱讀者聯系起來,就同一主題、同一組典籍展開研討,相互切磋,交流心得,使讀書活動向深廣度拓展。我聽楊天石先生的講座,內容精當、新穎,與讀者的討論也生動多趣。這樣的讀書活動持續下去,必有可觀成效。

記者:在武漢封城前一周,馮先生拿到近年撰寫的《中華文化生態論綱》校樣,封城期間修訂,并在書首寫下“謹以本書敬獻封城兩月的武漢父老鄉親”??梢娺@次疫情對您的文化生態研究有新的啟發。

馮天瑜:的確如此。近代武漢有過兩次封城,一是太平軍進攻時清方封武昌城,二是北伐戰爭時吳佩孚北洋軍封武昌城。但這兩次軍事性封城規模有限(僅三鎮之一的武昌)。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,1月23日武漢三鎮封城,一座千萬人口級的特大城市因生態問題封城兩個多月,堪稱史無前例。這使我們對生態問題的重要性、嚴峻性有了新的認識,拙著《中華文化生態論綱》的題旨因此得以深化。

從1980年開始,我致力于文化史研習,40年來一直把文化生態作為重要切入口。文化史不限于個別文化英雄的生平記述,決非帝王將相的家譜,而是億萬庶眾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中的創造性“共業”。1990年出版的《中華文化史》,上編“中華文化生態”即論此。以后又在幾種論著中繼續討論文化生態,但始終意猶未盡。

近幾年我得兩場大病,數度垂危,搶救過來后,覺得來日無多,要抓緊深究此題,至2019年下半年,草成《中華文化生態論綱》,從地理環境、人類經濟活動、社會制度三個層面考析中國文化生態的歷史演進。因為我認為文化生態問題不僅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,還包括人的社會關系,是“天人”與“人文”的結合。而修訂校樣之際,恰逢封城抗疫,風云際會,引得浮想聯翩,書稿中留下此類心印,待日后書出,請諸君批評指正。

記者:您長期生活在武漢,又是這次疫情親歷者,您對以后武漢的重振復興有何展望?

馮天瑜:抗戰勝利時我3歲,隨父母來武漢。對于這座居留70余年的城市,充滿深厚的情感。對經歷大疫的武漢的復興,我抱有充分信心。武漢乃九省通衢,具備上佳的自然稟賦和雄厚的經濟、文化底蘊。拙著《張之洞評傳》《辛亥首義史》詳論于此。將武漢置之全中國,乃至全世界考察,其區位優勢都非常突出,早在清代,美國、日本都將武漢稱為“東洋芝加哥”,此非虛譽。漢口外貿曾“駕乎津門,直追滬上”,直到二十世紀中葉,武漢工商業名列全國前茅。上世紀90年代后期,尤其到21世紀,武漢突飛猛進。這里還是全國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之一,大學生數量超過百萬,居全國第一,也即世界第一。武漢人民勤勞、智慧,善于學習,富有創造力。諸多因素,決定了武漢一定可以再度崛起,重現輝煌。

記者:在您看來,疫情的世界性蔓延,對“全球化”發生何種影響?

馮天瑜:疫情的世界性蔓延,是十分嚴重的事態,正如一些科學家和政治家所預測,這是二戰結束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。各國用“封城”以至“封國”應對之,這勢必令全球化空前遇挫,各國、各地區的自我封閉將成為一種走勢。而新冠病毒的變異性、頑固性將導致疫情較長時段演繹,加之各種次生災害,將在數年間危及經濟活動,并影響國際政治,故不可對形勢盲目樂觀,我們更當未雨綢繆。

有論者認為,“全球化”萎縮,封閉主義抬頭,是今后趨勢。我以為,不可一葉障目。各國“封城”甚至“封國”以應對疫情,這勢必令全球化受挫,孤立主義借機抬頭,但這是短期現象,也將波及中期,但不會籠罩長期。因為,二戰后大半個世紀形成的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傳遞已成慣性,如產業鏈各國分工,一國一地難以完成生產全過程,故經濟一體的基盤大定,全球化方向不可能扭轉。但各種程度的調適是會發生的,我們應當做好科學的調適。

記者: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對馮先生有哪些啟示?

馮天瑜:這場疫情給我們帶來諸多啟示??陕粤袔醉棧?/p>

其一,提升國家和民眾的生態意識。工業革命以后,人類中心主義及征服自然,成為主流意識,其無限膨脹,是非常危險的。上世紀70年代以后出現的文化生態學,對此有所反思,主張人類應從“制天”回歸“順天”,從一味征服自然的“強勢人類中心主義”走向尊重自然的“弱人類中心主義”。而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給我們以教訓:在利用自然之際必須順應自然,保持生態平衡,這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。

其二,面對大疫對人類的懲戒,我們必須完善衛生保健系統。近二十年衛生保健工作有明顯進展,但還須提升。時下我國醫衛支出在財政總額所占份額偏低,今后應當較大幅度增加醫衛投入,建立比較完善的醫衛系統,既滿足常規需用,也有益于應對緊急。這是長治久安之道。

其三,此次全國軍民抗疫中的“仁心俠行”應予保持與弘揚,高舉人道、民主、法制旗幟,發揚南丁格爾治病救人精神,對于本國、本地區發生的災難,充滿憂患和同情,及時伸出援手,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出現災難,也應滿懷情志,而不是以鄰為壑?!袄衔崂弦约叭酥?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大有益于社會的健康發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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